从科举状元到高考“状元”

从科举状元到高考“状元”

陈飞：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曾负笈法国巴黎，获欧洲工商管理硕士。现为中医主治医师。长年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发表有关国学、文化与民俗的专栏文章，为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

如今的高考被称为状元的，不仅每省有、每个地区有、甚至到一校一班，还有什么文科状元、理科状元，真是神州遍地皆状元也，有俗滥之嫌

2020年7月9日，陕西渭南，蒲城清代考院科举文物精品展展出了清代最后一名状元的考卷。图：视觉中国

今年的高考已是尘埃落定，不日发榜之后，各地、各学校就会出现一大批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多次表态，反对此风。状元、榜眼、探花本来源于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千余年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肇自隋唐，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至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已臻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与民众心理。虽然科举考试已经被废止了百余年，但是，其概念在民间仍被广泛延续，有着深远的影响。

“状元”一词，据清代大史学家赵翼的《陔余丛考》：“按状元之名，唐已有之。自武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通鉴》：唐僖宗谓优人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头。’《酉阳杂俎》：李固言擢状元，诗赋有‘芙蓉人镜’之目。又郑谷《登第》诗：‘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此唐时称状元之故事也。”到了科举制度最为完备的清代，状元指的是在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段——殿试阶段，获得第一甲第一名者。一甲第二名称为榜眼，一甲第三名称为探花。而第一甲也只录取这三名，所谓的三鼎甲，被赐予进士及第。状元被授予的官职自然也最高，一般被授予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又称殿撰。榜眼和探花则被授予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而现在，状元的概念似乎已被滥用，前面说了，科举考试的状元只被用在殿试阶段的一甲第一名，别的阶段考试第一名则另有其名。但是，如今的高考被称为状元的，不仅每省有、每个地区有、甚至到一校一班，还有什么文科状元、理科状元，真是神州遍地皆状元也，有俗滥之嫌。这比起科举三年才等到一科会试，全国举子汇聚京师，最后殿试，才“御笔圣裁”出一位状元，可要容易太多了。状元的价值也就被摊薄了。尤其是高考，要是与科举考试相比，状元名头几无含金量可言了。首先现在的高考与旧时代的科举考试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高等院校扩招以后，越来越多的莘莘学子能接受高等教育了，但也只是拿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通行证，随后的毕业与就业恐怕还要过难关，即使是某某高考状元也不例外。而科举考试是“为国抡才”的国家大典，万众瞩目。最高阶段的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所有参加的考生都有机会“面圣”。反观高考，考生恐怕连当地主管教育的领导也见不到，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再者，得中一甲三名，被赐进士及第，不仅直接进入公务员队伍，还成为皇帝的文字秘书班子成员，参与枢机，自然日后飞黄腾达的机会多多。即便落到二、三甲的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也基本上是榜下即用，最差也能混个县处级领导干部。现在即使是考公上岸，也得先去基层锻炼。

那么，这一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是否公平公正？选拔出来的状元是真正的精英人才还是庸庸碌碌之辈？

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对中国旧时代的私塾教育与社会制度多持否定态度，那么自然也对受私塾教育，被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学霸人才嗤之以鼻，甚至有些文艺作品，如相声、影视剧，把状元、进士等说成是一些只靠贿赂考官而“登龙门”的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以此揭露封建时代的黑暗与腐朽。其实，这是对科举制度完全不了解。

那么，我们就先了解一下清代进士或状元的成长路径：一个儿童入私塾读书后，学习了“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认识了常用汉字，其间还要学对对子。随后就要熟读背诵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同时学习诗、文的作法。到了十来岁，便可参加所在县（州）、府的考试，即所谓的童子试，合格后便具有了童生身份，才有资格参加科举的第一级考试——院试。院试是由中央委派到各省的提督学政到府一级所设的考试院，主持考试。院试取中者，便授予科举的第一级功名——生员，即民间谓之秀才。因科举考试并无年龄和次数的上限，倘若考了一辈子院试，仍不被取中，虽年至耄耋，仍被称为童生。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孔乙己便是一位典型的老童生。所以，考上个秀才都要经过县、府、院三试，当然考得好会有一定的补偿，成绩好的秀才，国家会发放一定钱粮，称为廪膳生。但是，这绝非铁饭碗，因为秀才要岁考，即三年一次的定期考试，如果学业荒疏、成绩不好，轻则被打屁股，重则被革去功名，一切归零。

取得生员资格以后，便可参加省一级的科举考试——乡试。乡试仍由朝廷简派正副主考官到各省所设的贡院主持。乡试逢地支纪年的子、午、卯、酉年举行，正常即三年一次，但如遇朝廷庆典，有时加试一科，称为恩科。乡试因在秋季八月举行，称为秋闱。如果乡试榜上有名，便有了举人身份，雅称孝廉。各省乡试的第一名称为解元。所以，省级考试的第一名应该叫解元。大家熟悉的明朝大才子唐寅唐伯虎就考上过解元，不过后来命途多舛，因卷入科场舞弊案，功名断送，半生潦倒。举人其实就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所以不能被随便拘禁或处罚。举人如果还想进步，便可来京城参加中央一级的科举考试了，即民间所谓“进京赶考”。进京赶考由国家负担路费，所以，举人又称为“公车”。清末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参加者即为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

来京城参加的会试便是最终决定命运的考试，是否能直接进入公务员队伍。会试一般是在乡试第二年的丑、未、辰、戌年份举行，也是三年一次，遇有庆典，也加试恩科。各省举人逢这些年份，开春后纷纷赴京参加会试，因此，会试称为春闱。会试原在农历二月举行，清雍正年间曾因闰月的缘故，有一年改在三月举行。至乾隆二年，又因闰月改期，所以，自乾隆十年始，就正式规定会试于三月举行。经会试取中，是为进士。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中了进士后，还要参加一个月后举行的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对会试取中的进士照单全收，全部成为朝廷命官。只是通过考试来排名次，御笔钦点的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这样，状元才正式出炉。因此，一个状元或进士是经多年的层层选拔、层层淘汰，而非一考定终身。但是，科举考试并无年龄与次数上限，所以，不乏像范进这样考了一辈子的读书人。可见其淘汰率之高，难度之大。考上进士便可荣耀门楣，遑论中了状元了。

那么，科举制度又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呢？科举考试自隋唐时期开始确立，至1905年清廷降旨，正式废除科举，存在了大约1300余年。除元朝被短暂废止，至明清已臻完善，尤其是清代，科举考试是选拔各级官吏的最主要途径，其制度设计在当时看来近乎完美，并设置了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涉嫌舞弊者往往处以极刑，乃至灭门，力图保证顶尖人才通过层层考试、严格选拔，脱颖而出。各级官吏得以实现新陈代谢，并形成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流动，使无数寒门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成真。首先府、乡、会试都是中央特派钦差大臣主持，考个秀才也要派钦差提督学政去，杜绝当地舞弊。不仅考生与考官绝无谋面之理，甚至考生的墨卷都要由抄手用朱笔抄成朱卷，送考官审阅，以免通过笔迹舞弊。说到笔迹，还有个故事。因为到殿试阶段，会试得中者基本上是全员录用，只是排名次，书法是考察标准之一，所以，要看考生的墨卷，但也要封卷，谁的试卷考官不得而知。清道光年间一次会试，有个四川人叫伍肇龄，少年才俊，成绩很好。恰巧当时会试总裁为大学士卓秉恬，是四川华阳人，考虑到有清一代四川无状元，所以倾向授状元于伍，但是，伍的书法与同科的河北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相似，待到揭晓，才知状元错授给了张之万。所以，当时制度之严，主考也无能为力。可叹伍生不逢时，在今天就能稳稳当上状元公了。值得庆幸的是，晚清光绪年间，四川最终还是出了一位状元骆成骧。

而且，有清一代科举弊案并不严重，即使最有名的咸丰戊午年科场舞弊案也没有高考曾出现过的泄题、替考等严重。因为科举考试主要考察的是，通过写文章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如说理论证水平、逻辑思维、思想道德高度，并非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戊午年科场舞弊案最终将主考官、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有宰相之誉）、三朝元老柏葰斩立决，且牵扯甚广。因此，科举考试的考官对舞弊噤若寒蝉，甚至矫枉过正，主动回避，“走后门”的考生即使论才应中的却不被录取的例子，反而数见不鲜。而科举考试不易舞弊，更重要的原因是，所有程序、内容都公开接受民间监督。科举考试后，不仅题目、考官和结果公开，而且考生无论得中与否都可领回考卷，得中者尤其三鼎甲的考卷文章照例刻成《新科墨程》，公开售卖。所以，考试是否有舞弊行为，考生与公众能一目了然，倘若引起舆论大哗，便会酿成大案。

清代总共出了114名状元，但地区分布极不均衡。今年春节，去苏州游玩，偶然经过晚清同治十三年状元陆润庠故居，而令人惊讶的是，其七世祖名陆肯堂，为清初康熙二十四年状元，家族几代世居于此。清代状元和进士以江浙两省为最，而苏州一地便出状元27名之多。山东省出的状元虽然不多，却有一头一尾两名状元。山东聊城人傅以渐，为清初第一次科考，顺治三年状元。山东潍坊人王寿彭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状元。清廷于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考试。正常来讲，王寿彭这一科本来是最后一科。但因1904年为慈禧太后七十岁寿辰，特赏一科，名恩科，状元为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前文提到卓秉恬考虑四川无状元，才想将状元授予四川人。而乾隆二十七年陕西人王杰本来是一甲第三名探花，被乾隆老佛爷直接改成状元，也是考虑到地区不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