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AI教育
教育机构应用人工智能的比例在所有行业中居首：它带来了哪些改变？距离“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更远还是更近？
2025年11月24日，卡塔尔多哈，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现场，参会者体验AR智能穿戴设备。图：郑海鹏
无论是否愿意，过去几年里，全球的教育者与学生都在与人工智能（AI）“亲密接触”。
已是第五次参加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的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Hamad Bin Khalifa University）公共政策学院社区参与副院长兼副教授埃文伦·托克（Evren Tok）告诉记者，如果说2023年之前，AI还没有在会议上真正成为热门话题，而今显然是另一番景象。许多关于AI的“谈判”正在发生：究竟要使用到什么程度？是应当直接接入原有的系统，还是应该先审视人类究竟需要什么？“我们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非常未知的局面。”他说。
2025年11月24—25日，第12届WISE峰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今年峰会主题为“Humanity.io：教育的核心是人类价值观”（Humanity.io: Human Values at the Heart of Education）。WISE官方介绍称，这一主题是将公平、同理心和人的尊严置于人们构想AI时代教育的核心位置。
卡塔尔王太后莫扎（Mozah Bint Nasser Al-Missned）在开幕式发言中表示，“以人为本”原就是教育的核心，而AI更带来了一系列新疑问：AI会改变教育的性质和质量吗？教室和讲堂的概念会消失吗？教育过程会彻底摆脱对特定场所的束缚吗？AI是否会提供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从而减少对集体知识交流的需求？
莫扎表示，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才能得出结论，也不应当像人们过去对待某些科学技术那样，坐等其造成重大后果后才开始考虑。“相反，我们必须着手寻找解决方案，努力塑造教育的未来。”
大会就上述问题讨论热烈。距ChatGPT问世已近三年，人们正在用更本质的眼光审视教育创新。一方面，AI仍被寄予厚望，有人期待它能实现传统教育方式无法达成的理想，例如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打破常规教育场景的时空限制、减轻学生与教师负担。
但另一方面的现实是，AI的能力还远不及人们的期待，其对青少年认知能力、专注力等品质的影响还是未知数，部分产品并未跳出既往的教育模式，仍延续刷题、解题等知识性学习的固有思路。还有些问题无法由科技本身解决，甚至可能被加剧，例如资源分配的不均、人群间的数字鸿沟。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这需要整个教育创新的思路和环境亦回归“以人为本”。
在AI领域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以人为本”依然是教育领域的不变真谛。关键是，如何将其落于现实、回应真实需求？在这场世界教育盛会里，或可窥见一些答案。
AI教育谁主导
卡塔尔多哈学院（Qatar Academy Doha）首席AI专家安布尔·阿科斯塔（Amber Acosta）总结，AI已经带来了三个非常重大的变化：首先是教育正在从标准化体系转向个性化体系，努力实现差异化和个性化学习，因为学生获得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学习伙伴”。
其次，教育工作者自身也在转变思维模式，由知识传递转向人文关怀与价值引导。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研究、测评与学习主管米尔卡·马特尔（Mirka Martel）的说法代表了许多人的共同期待：AI能减轻教师的行政负担，让他们把时间还给学生，重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联结。
另一个重大变化有关考试——究竟什么值得让学生了解、什么值得被评估。阿科斯塔说，这个问题过去就像“房间里的大象”，难以轻易改变，目前也没有明确答案，但至少很多讨论已经出现。
微软发布的《2025人工智能教育报告》显示，过去一年，AI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大幅增加，目前有86%的教育机构正在使用生成式AI——这一比例在所有行业中最高。“从K12课堂的个性化学习到大学里的行政工具，各机构都在迅速将AI融入其中，以提高效率、参与度和成果。”
加速融合的同时，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思。有众多与会者表达了对AI可能加重学生思维惰性、技术依赖的担忧。“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意识到，拥有大量数据并不意味着必然正确。”世界银行资深教育专家克里斯托瓦尔·科博（Cristóbal Cobo）说。他提醒，从设计思路上来说，“AI不是被设计来挑战我们的”，它会试图附和、强化人的观念，而人的大脑本来又偏好“走捷径”，容易对AI的答案产生依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新发布的研究也显示，生成式AI确实能显著提升学生写作效率，但若在学习早期过度依赖AI，可能削弱认知能力。
教育界担忧，由于AI出现，大量“思考外包”正在控制之外发生。科博发现，因为担心引发质疑，人们有时并不愿意承认自己使用了AI。他认为，只有增加使用过程的“透明度”才能尽可能减少AI的负面影响。例如许多高校教师的做法是，要求学生提交AI使用日志，鼓励“申报使用”。
也有许多教育者采取更审慎的措施。“AI对我们来说，与其说是解决方案，不如说是问题。”卡塔尔基金会国际文凭（IB）学校执行董事梅赫迪·本查巴内（Mehdi Benchaabane）直言，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纷纷上门推销解决方案，但一旦在不了解副作用的情况下就购买并大规模推广应用某个技术，就会对一些负面后果措手不及。
因此在最初，学校没有急于买入AI工具，而是先投入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让教师和教育者与卡塔尔计算研究所（QCRI）的技术人员紧密合作，从而围绕现实的教学挑战设计解决方案。“我们希望他们明白，应该由教育学驱动技术，而不是相反。”
作为引入AI产品前的准备工作，他们还特别开发了一套AI素养项目，不仅要让人学会使用AI工具，还希望人们可以理解相关的伦理要素，例如如何使用、何时不使用，以及不应该用于哪些用途。目前这套AI素养框架已整个融入现有的教育体系，他们还在学生的课程表中增加了AI课程，也将AI纳入学科教学。
“我认为教师在使用AI之前应该先问自己，我真的需要AI吗？”科博说，AI对教师来说应该是一个可选项，而非强制性的工具，需要警惕“相信教育的每个环节都应该有AI”的陷阱。
卡塔尔顶尖的创新学校Academyati校长伊丽莎白·肯尼迪（Elizabeth Anne Kennedy）表示，他们秉持着一个简单的真理——“以人为本的教育永远胜过科技”。学校因此有意谨慎地对待AI，在实际教学中，坚持由教师设计教学方案，扮演教练、目标和向导的角色，AI仅从后台提供支持。
她也强调，“不能让企业或技术主导学习的方向”，教育者、学校和教育部都肩负责任，必须掌握主动权，确保儿童的成长得到保障。
重估教育目标
着手应对AI的同时，一个更本质的问题迫近眼前：面对来势凶猛的科技狂潮，哪些价值和素养在此刻更应被强调，而能构成人类的“护城河”？
这个问题几乎在每个会场回荡。参会者们的高频答案包括：好奇心、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以及与人相关的各种社会情感。
国际发展组织、孟加拉乡村发展委员会（BRAC）执行董事阿西夫·萨利赫（Asif Saleh）强调，要发展孩子的自主性（agency），从本质上说——尊严。不要把孩子们看作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实际地把他们看作人，关注他们的需求、幸福、社交情感等价值因素，而不仅仅是基本的计算和读写能力。
哥伦比亚教育创新领域代表人物、“新学校”基金会（Fundación Escuela Nueva）创始人薇奇·科尔伯特（Vicky Colbert）也给出了一串词汇：尊重、同情、怜悯、责任、诚实、宽容、毅力……特别是正直和自力更生。
科尔伯特还表示，大家都在谈论AI可能如何满足个性化学习的需求，但她更想强调合作学习，而这可能正是AI教学无法做到的。“盯着对方的脖子和盯着对方的眼睛是截然不同的。”她说，当孩子们坐着互相对话时，有助于理解和接受不同的观点；研究也已经证明，合作学习在价值观形成方面极为重要。
问题是，如何培养学生的这些素养？许多与会者提到由“以知识为中心”到“以能力为中心”的转向。其中，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PBL）是一条核心思路。
项目式学习的概念并不陌生，但能否扎实执行才是现实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向记者表示，要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式学习，让孩子能够关注真实世界，而不是向书本知识要标准答案。
AI时代，“回归现实生活”本身也更加重要。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校长许凌可提到，如今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数字世界，因为它更便捷、快速。学生，甚至包括一些老师，有时都会失去体验真实世界的能力和欲望。
他介绍，为了让学生获得更多真实世界的经验，学校去年开展了一场“重庆面馆挑战赛”。学生要选择一个中国以外的城市进行市场调研，撰写完整的商业计划书，还要学习烹饪，最终由几位重庆知名面馆的创始人担任评委挑选冠军，“获胜队伍被形容为比重庆90%的面馆都好”。
“在这样的项目中，我们重新将学习与现实生活、文化和身份认同联系起来。我们很高兴看到学生重新发现了他们的好奇心，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对现实的兴趣。”但许凌可坦言，实现这样的创新也存在挑战。当学生面临着激烈的学业竞争，“我们如何才能在所有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达成共识？”
科威特大学教育比较政治学助理教授易卜拉欣·阿尔胡蒂（Ibrahim Alhouti）认为，阻碍全球教育系统聚焦“人的需求”的主要原因是，执政者认为教育存在的目的就是拯救经济与劳动力市场。过去几十年，人往往被视为“人力资本”。不少国家改革教育时，首先关注的永远是“市场需要什么”，而不是“社会与学生需要什么”。
“如果教育只是为了劳动力市场，谁能预测五年甚至明年市场长什么样？AI时代更不可能。”他表示，把教育与经济增长挂钩，严重损害了“以人为本”的可能性。若想让人本教育回归，必须把意义、目的、心理健康、主体性置于核心，而非经济逻辑。
在以人为本的思路下，“学校”的形态也可以转变。科尔伯特就强调，如今应当重新理解教育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时空概念。“现在，学习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不仅在学校，而且可以在家庭和社区中进行。”
今年的WISE教育奖由亚美尼亚非营利组织TUMO的“人工智能共学”校外学习平台摘得头筹。“利用AI教授AI”，被认为是它最大的特色。同时，它也采用了与校内学习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没有入学要求、没有考试、没有成绩评定或结业证书，学习动力更多来自“像玩电子游戏一样不断升级”，最终以在线作品集作为“活的文凭”。
这或许预示着AI可能带来更颠覆性的想象。“我认为我们必须转变思路，不再问‘如何将AI融入学校’，而是问‘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一旦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伊丽莎白·肯尼迪说。
关注数字鸿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一些人因前沿技术如虎添翼、飞速前进的同时，还有人停滞在起跑线。
当前，全球教育领域投入仍有巨大缺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在2030年以前，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普及学前、小学和中学教育就面临着每年7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麦肯锡咨询资深专家艾玛·多恩（Emma Dorn）介绍，在资金缺乏的基础上，当前教育相关援助又减少了约15%到22%，可能使基础薄弱的国家遭受巨大冲击。
麦肯锡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还表明，尽管教育系统早已回归正轨，但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还未消除。近年来加沙、加勒比地区、也门等地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也使得更多学生陷入“学习贫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2月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强调，虽然AI为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但各国起步条件悬殊，导致它们在把握机遇、管理风险时的处境截然不同。新加坡、韩国、中国等国家正大力投入AI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技能培养，而另一些国家仍处于提升基础数字接入与普及数字素养的阶段。
“可靠的互联网连接仍然是保障受教育权的根本障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到，全球只有40%的小学、50%的初中和65%的高中能够接入互联网。区域之间，美洲、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学校网络连接率达到80%至90%，而在亚太地区降至64%，非洲仅为40%。最不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受影响尤为严重，互联网接入率低至14%。此外，性别、残障、语言和年龄等因素也会加剧数字鸿沟。
“现在人们讨论数字素养时，往往都从最终目标开始谈起，也就是AI和教育科技，但我们的经验实际上是，数字素养必须从非常基础、我们往往认为理所当然的问题开始。”一场关于技术如何影响女性教育的圆桌讨论上，多哈穆贾迪拉妇女中心（Al-Mujadilah）执行主任索哈拉·西迪基（Sohaira Siddiqui）表示。
她解释，在女性真正走进教室之前，还有很多道坎要过。很多女性学员会说，自己找不到网站、不会用社交媒体，即使要注册课程，也不知道怎么创建那些花哨的个人资料页面。
肯尼亚草根社区组织SHOFCO正与55所公立小学合作，服务生活在城市非正规定居点中的边缘化儿童。其教育拓展部门主管丹尼尔·奥马亚（Daniel Omaya）也坦言：“这些地方的教育机会非常有限。我们遇到一些家庭，他们连水和厕所都难以获得，而这些设施的成本不到1美元。现在设想，一台数字设备的成本又是多少呢？”
“女孩的福祉、安全和保障是支持她们持续学习的核心。”奥马亚强调，而有些女孩尚且缺乏安全的生存环境，面临性侵和家暴风险。
许多与会者亦认为，相比硬件不足，社会规范更是制约女孩获得技术和教育的主因。
巴基斯坦规模最大的教育科技组织Taleemabad的首席执行官（CEO）、联合创始人哈罗恩·亚辛（Haroon Yasin）提到，几年前在巴基斯坦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Taleemabad尝试为那些小学毕业但没能上中学的失学女孩提供平板电脑数字教育。硬件和技术都具备，但最大的阻碍来自周围的人，特别是女孩们的父亲和兄弟。
致力于服务穆斯林女性的创新教育组织Rabata创始人、CEO塔玛拉·格雷（Tamara Gray）说，即便在全球北方，穆斯林女性可以拥有无线网络、手机、笔记本电脑，拥有所有必要的硬件，但她们仍然出现了学习贫困。“这是因为那些无形的、巨大的壁垒，它们仿佛在说：你不属于那个领域。”
“社群”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格雷提到，当人们处于孤立状态时，学习难以真正完成。“那些人们花费数千美元参加的在线大学课程，留存率也只有50%左右。”女性受教育过程中，受到的波动更多，因此教育科技不只是应用技术，更要构建文化。
巴拿马共和国前第一夫人薇薇安·费尔南德斯·德·托里霍斯（Vivian Fernández de Torrijos）致力于改善残障人群的受教育机会及其家庭状况。她表示，残障学生往往也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而是因为制度排斥他们。
“你认为也许有了AI，这可能会改变，但并不是。因为AI总是有偏见，对残障学习者也是如此。”她举例，有的语音识别系统不适用残障群体，有的文字识别系统无法辨别他们的笔迹，因为他们没有以机器能捕捉信息的“正确方式”书写。
一些项目正在尝试用科技弥补鸿沟。2023年度WISE教育奖得主萨菲娜·侯赛因（Safeena Husain）创立的印度“女童教育”（Educate Girls）便是一个例证。通过与全球发展数据分析组织IDinsight合作，他们尝试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更准确地定位失学女童的分布情况，由此可以在相同预算下多覆盖60万名辍学女童。
今年入围WISE教育奖决赛圈的六个项目中，来自卡塔尔的Bonocle聚焦改变失明与低视力儿童的教育。另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项目FastTrack+则面向难民、流离失所及失学的5—15岁学生。
不过，许多关注教育公平的产品提供免费或极低收费服务，运营资金多来自非商业领域，如获得爱心企业、基金会捐赠，或与官方部门合作后得到资助。类似项目如何持续造血，值得探究。
何以孕育教育创新
跳出教育本身，如何投入教育也成为值得反思的问题。
Dalberg咨询全球管理合伙人加拉夫·古普塔（Gaurav Gupta）表示，实际上全球学生学习水平自2010年已触顶，许多国家投入增加却成绩持平，说明“砸钱”并非万能。“当前财政压力迫使我们向内审视，如何使教育投资更有效率。”他指出，政府在购买教育科技产品往往是基于采购规则，而不是教育规则，即关注低成本、按时交付等问题多于学生的实际收获。
多恩提出，教育领域的投资往往激励错位：资金拨付仍以“投入”而非“结果”为核算标准。“人们统计培训了多少教师、盖了多少校舍，却不问多少学生真正学会了读写。”多恩举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九成小学生毕业时仍无法读懂一段简易文字。
非营利咨询公司Instiglio的CEO阿维什·贡加杜尔多斯（Avnish Gungadurdoss）分享了其在中低收入国家帮助推动公共支出改革的经验。他举例，在秘鲁，教育部将5000万美元的预算根据学习成果的提高情况分配给学校，在3年时间内，全国学校的学习成果提高了10%到17%。
当教育进入AI时代，成果导向的投资依旧关键。古普塔还提出，不能忽略投资于一些真正关键的学术研究，否则“就会陷入为创新而创新的困境，人们只是在盲目采纳AI”。
当前，AI教育赛道的投资在不断增长。美国Dalberg咨询公司合伙人查理·哈伯森（Charlie Habershon）分享，到2034年，教育AI领域投资有望上升至约1120亿美元，然而70%的投资仅发生在美国和欧洲，全球南方国家在大型科技公司的总投资中占比非常小，且十分零散。
在全球的AI竞赛中，一些中低收入国家逐渐边缘化，AI教育技术投资严重不足，面临数据基础设施薄弱、商业可持续性差等挑战。
Dalberg咨询合伙人李多英（Dayoung Lee）表示，最大的障碍来自AI性能提升的差距。例如，基于英语内容训练，每6个月性能翻倍，德语能提升90%，而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等语言虽然使用者众多，但相关数据稀缺、性能进步缓慢。另一大障碍则是缺乏商业可行性。高端大模型的使用价格虽然在下降，也有很多企业向非政府组织开放免费版本，但大规模使用的成本仍令人望而却步。此外，还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很多双边对话在孤立地进行”。
李多英提出，一种可能的合作模式是“大型科技公司+政府+慈善”：在安全的基础上，将政府、当地机构提供的本地语言数据汇集一处，供大型科技公司使用，同时要求科技公司承诺在特定期限内提升模型性能，并推动数据和训练透明开源；引入慈善资金承担项目实施、教师培训等环节的费用，确保技术进课堂后能被正确使用。
各界也在从实践中反思，什么样的AI工具更适合教育场景。
“不需要训练互联网上所有可用的数据。”科博认为，从大模型转向小模型是更加安全的路径，这既能降低成本，也使得资源匮乏的社区能在离线模式下使用这些工具。
从伦理角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师玛奈尔·艾哈迈德（Manail Ahmed）表示，大模型在发展过程中也在复制美国的阶层与种族不公，其他国家也应关注什么更适合自己的社会。她认为，以本地语言和文化为基础的离线小模型是更适合在教育领域推广的。
“我们必须采取用户偏好的形式。”亚辛提到，他们在巴基斯坦与数千名教师合作时发现，这些教师使用WhatsApp的方式就像对讲机，都是语音条来回，完全没有任何文字显示。
这启示他们，要彻底摒弃所有复杂的功能、应用程序、网站，支持语音操作系统。“我认为这就是未来教育科技界面的发展方向，这也将极大地促进信息的平等获取。”
他还强调，他们在过去十年里学到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教育创新需要构建的是一个“引擎”，以撬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例如要与家长、教师、行政人员、地区管理官员等各种角色互动，而不能止步于任何一个层面。“否则你就是在玩真空游戏，你永远无法真正扩大规模。”